唐润明说

2019-10-12 18:01

买房、卖房、租房,现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,可在抗战时期,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,可是难上加难。

家住渝中区十八梯的86岁的陈志碧老人,讲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城居住的那些往事。

当洪兰友得知会府街兰庐内,还有可修房屋两三间的空余地盘后,就多方打听这块地的业主。但无奈自己与业主不熟,不得不于1943年4月29日致函重庆著名士绅、金融大亨康心如,“以系兰亭先生产业,闻与先生交笃,曾请转商,当荷面允,至感盛情。”并迫不及待地“兹特附上代拟电稿一通,敬祈察酌拍发,无任感祷,专肃奉恳。”通俗一点说,就是:我已经拟好的电稿,请你帮我拍发一下就可以了,麻烦帮我约一下业主谈谈。

1937年抗战爆发后,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,重庆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。而且,日本飞机长时间地轰炸,街道、房屋毁坏很大,造成当年在重庆“一屋难求”。

而且,重庆又是一座山城,山高地不平的地形特征,使得重庆的房屋建筑不仅成本高,而且相当困难。两者结合在一起,战前的重庆就已经人口众多、居住困难,整个重庆城颇有“人满之虞”的情况。

当时,一些有身份、有地位的政府要员或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,也不得不到处寻求帮助,租借房屋、租地建屋。

不仅老百姓流离失所,很多高官也没有房子可住。从珍藏的抗战时期档案来看,就有很多“求屋信”。“屋以稀为贵”,正是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个人寻房艰难,单位、团体也好不了多少,即使租到房屋,也常常发生纠纷。比如东北四省抗敌协会,是租赁的住房,因价格关系,被房主一再强迫索还,双方屡起纠纷,虽经警宪多次调解,双方达成协议,房主同意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加价的基础上租赁至1944年6月,但规定到期必须迁出,否则高价赔偿。

唐润明介绍,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、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要职的洪兰友,虽然在重庆住了多年,但仍是居无定所。

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,为借用房屋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,也于1945年8月24日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,信中写道:“本部现为适应复员紧急措施,已决定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,并须于短期内即行开始训练,惟班址遽难觅得。闻中央公园市立图书馆馆址及市工务局所建示范住宅(现由私立重庆时疫医院借用,该院将于本月底结束),全部房屋尚属合用,拟请借用三月,事关复员紧急措施,尚祈特予惠允。”

唐润明说,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:有的住在所属单位简陋的宿舍里;有的则出高价,与人合租住房;有的疏散到乡间,自建简单房屋……但所有这些,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,都要托朋友、找亲戚,想很多办法。不仅个人住房如此,就是一些权力部门、大的单位,也是这样。

可以看出,战时重庆,就是当时的高官,为了求得一地一屋,也不得不低头到处想办法。

唐润明说,重庆人口的迅猛增加,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城市设施更是相形见绌,压力大增。另一方面,日机长时期、大规模地轰炸,更是“雪上加霜”,炸毁了大量房屋。

这一封封“求屋信”,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时期抗战大后方重庆的生活——“屋以稀为贵”。

“抗战爆发后,重庆城就更挤了”,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、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介绍,1937年抗战爆发后,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,东部沿海地区大批工厂、学校、团体等纷纷迁到重庆。加之战区扩大,难以计算的大量人员涌向重庆,他们在重庆“安家落户,立业谋生”,从而使得重庆的人口急剧增加,到1945年3月时,已多达126万余人,较原有人口增加了近3倍。

由此一来,重庆市区的房屋不仅价格高昂,一日一价,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有价无市,一房难得。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,只得流离失所,投亲靠友和逃到乡村,或是搭建简易的棚房度日。

“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,这样‘一屋难求’的情况,是随时可见,举不胜举的。”唐润明说。

抗战时期的重庆,住房供不应求,生活在重庆的人们,都是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。

重庆是一个内陆港口城市,也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,城市化比其它西部城市更早、更快的城市。因为这个特点,重庆自1929年建市以来,人口密度一直较高。

有时一些大的活动与聚会场所,也得求人帮忙,才能得到解决。比如,曾任中国驻日大使,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、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任、陪都空袭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许世英,1943年3月12日也曾致函康心如,请求借“银行同人业余进修社”为其女儿举办婚礼。

这种情形,就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,也无可奈何,只得发出“现为期已迫,为避免无谓损失起见,势须如期迁移”的感慨。为此,吴铁城在该协议到期之前,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,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请求租佃桂香阁的空地,“另建会所,庶免再因房屋纠纷,影响工作进行”。

以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例,重庆城的人口密度,高达每平方公里5037人。

重庆市档案馆在整理抗战时期书信时,找到很多“求屋信”。这些“求屋信”,内容多是一些有身份、有地位的政府要员,多方寻求帮助,求租房屋、求地建屋。日前,重庆市档案馆首次将部分“求屋信”进行了公布,并讲述背后的故事。

而且,大多数城市居民集中在渝中“半岛”上,让这个小小的半岛显得非常拥挤。特别是通远门以内,人口密度更大。